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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2p注册送红包可提现_侠客岛:今天 我们能从宋代的这场改革中学到什么?

发布日期:2020-01-07 11:32:50  浏览次数:4996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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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万里有诗云:“莫言下岭便无难,赚得行人空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,一山放过一山拦。”

历史就是如此,克服了一个问题,则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。

正因为求安稳,所以发挥治理者的能力并不是第一位的考量。我们大致可以说,宋以前的问题是一部分治理者(特别是大土地贵族)不受约束“胡为”的问题,而以后的问题则是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较为普遍的“无为”,即不能干事、不敢干事、不想干事的问题。

用今天的话来说,这就是过度中央集权和追求稳定带来的“负外部性”。

而王安石最早看到了这种负外部性,所以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与司马光完全相反的。他认为,对治理者来说,“能力”是第一位的,这种能力主要是指“财政能力”。

像宋代的许多宰相一样,王安石也是由“三司”这个主管财政的部门晋身的,这反映了一种情况,就是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,国家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了。

既然比起前代“经济基础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,那么,如何应对、驾驭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,从而使国家财力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,则从根本上体现了官员的能力,也必然需要充分发挥治理者的能力。

“登临送目,正故国晚秋,天气初肃。”

王安石自宋神宗熙宁元年(1068年)起开始推动著名的变法改革,列宁称他为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。其实,早在宋仁宗赵祯时期,王安石就给仁宗皇帝写了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这篇进行系统变法的万言书。

在这篇札子中,王安石认为,一切变革的主体都是人,变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怎样选人、用人,而选人、用人的基础则在“培养什么样的人,如何培养人”这一根本问题。

与柳宗元一样,在官员的各种能力中,王安石极为强调“理财”的能力。

王安石认识到,郡县制的完善,从经济方面说,乃是一个推动农耕的“劳役制国家”向比较注重商业、手工业发展的“财政国家”转变的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王安石变法可谓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“现代转变”的先声。

今天看来,王安石的对立面所反对的,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理财”,而是王安石的“为国理财”。在他们看来,“为国理财”就是“聚敛”,而放任个人发财则是“天理”。

国家发展经济会导致“与民争利”。这里的“民”,不是指平民,而是指“豪民”和豪门。

损害了豪民的利益,改革就变成了“多事”,而“顺乎天理”,就是自由放任,国家对于经济不应采取干预的态度,官僚不关心乃至不懂经济,这样反而最好。

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说明,王安石变法绝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改革,因为王安石的思考是从上层建筑入手的,即从教育改革和组织制度改革入手的。

他认为,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,从这个角度说,如果仅仅盯住“青苗法”“市易法”等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,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安石变法的深刻性。

科举制度乃是宋之上层建筑的基石所系,科举是在宋代真正确立起来的,科考实际上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。直至今天,高考所采取的如“糊名制度”即为宋代所发明,高考依旧还是中国最严密的制度之一。

不过,王安石这篇文章开篇却尖锐地批判了宋代的教育、组织、人事制度,深刻指出,宋代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。

他认为,建立制度就是为了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,而宋代的制度非但不利于人的能力的发挥,更可谓是“教、养、取、任皆不得其法”。

所谓“教不得法”,是说学校教学内容无非课试文章,与办事、治国理政完全脱节。所谓“取不得法”,是说只是以书本知识取人,而缺乏对办事能力特别是理财能力的历练考量。加之文武二分,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都不能承担边疆宿卫之任。

不能理财则国贫,不能打仗则国弱。国家没有真正的人才,因此积贫积弱。(王安石强调周制,尤其强调周的“辟雍”是教骑射的,而宋的学校却没有武备教育。)

至于“养不得法”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两宋320年间,共开科118次,仅拔出进士就达两万人以上。与唐代不同,宋代是考中即授官,如此一来,要使官不冗,便是不可能的。

既然官帽子满天飞,那么国家财政就难以养官,官俸自然就日益微薄,而在一个城市经济发达、盛行奢靡之风的时代,官俸微薄就等于纵容官员去贪腐。

所谓“任不得法”,一是考核、考绩流于形式,二是官不久任,这极不利于勇于任事的官员。

以上种种,可谓切中时弊,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这篇文章的重点其实不是经济改革问题,而是上层建筑领域怎么选人、用人、培养人。

王安石变法所针对的,已不是柳宗元所论述的中唐以前制度太松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问题,而是有宋以来机制僵化对于治理能力的束缚问题。

所以说,柳宗元的《封建论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,而王安石则开创了一个新时代,新旧两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即使不是相反的,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
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这篇万言书深刻地表明,宋代社会,人、财、物都积累到一个新的高度,但宋代精心设计的人事制度压抑了人才,阻碍了生产力发展,因此改革必须从这里入手。

如果一个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发挥治理者的能力,而是消磨其能力,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就是有问题的。

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是对的,但是把“人才”关在笼子里,把“改革者”关在笼子里,进而把社会生产力发展关在了笼子里,这样的“笼子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
尽管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成功(他自己说,改革的目的本是要把学究变成人才,结果却是使秀才变成了学究),但他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:“培养什么样的人,如何培养人”与“选拔什么样的人,如何选拔人”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。

从那时起,中国的改革者就坚信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。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”,而欲定国是,就必须先定教育方针,“我们的教育方针,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,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”。

这句话说的就是,组织建设是政治建设的核心,而教育工作又是组织工作的基础。所以说,王安石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,是人类政治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文献。

同时,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这篇文章不仅对中国重要,而且对人类历史也很重要。

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。从欧亚大陆的视野看,特别重要的是,他致力于打通由西夏遏制的向西的道路,这其实就是要打通河西走廊,恢复汉唐的视野,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、北宋的灭亡,这种努力告一段落。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宣告终结。

对中国而言,如果不能控制河西走廊,那么中原也就不能再面向西域,更不能北控蒙古高原,南控青藏高原。这样,对中国而言,中原就成了前哨,于是宋代只能退缩到江南去。

从此,中国就正式走上了“面向东南谋发展的道路”,即中亚不再是中国的“后院”,而我们对于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,总体来说,只有不闻不问的份儿了。

“念往昔,繁华竞逐,叹门外楼头,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,谩嗟荣辱。”宋代中国,再也望不到玉门关了。

在一个人、财、物完全堆积在东南一隅的大势面前,宋代的制度设计当然就不是谋发展,而是如何以制度的形式消耗这种文明的堆积。由于大势已去,王安石的变法终归是没有前途的。

一些世界大变革的起点,都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变法。因此,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,便能够理解列宁的视野,就能更加理解严复先生的话。

中国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,一切改革的举措、灵感、失败的教训也都可以在宋代找到。

文/韩毓海(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北大习研院副院长)

编辑/螺蛳道长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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